我剪断唯一电话线后，全村都慌了

没回答他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说为了王老**？人已经死了。
说为了以后有人死了能报个信？这话不吉利。
说为了乡亲们？这话我说不出口，说出来显得假。
我就是觉得，碾子沟不能老这么憋着。
外头都二十一世纪了，北上广、江浙沪的农村都进入现代化了，我们沟里还跟一百年前一样。
年轻人往外跑，老人留在家里，一年到头连个声儿都听不着。这不对。
我在全局工作人员诧异的目光下付了钱，签订了独家协议。
邮电局的人扛着电线杆子上山，一根一根往地里栽，栽了整整四十五根。我跟着他们干了二十三天，肩膀磨掉一层皮，手上全是血口子。
电话装好那天，我在小卖部门口挂了块木牌子，用红漆写了三个字：
公用电话
底下还有一行小字：每次一元。
（二）
第一个打电话的是李寡妇。
她儿子在**，出去三年了，过年都没回来过。李寡妇捏着话筒，手直哆嗦，拨了三遍才拨对。电话接通那一刻，她喊了一声“狗剩”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我在旁边站着，把脸扭到一边，假装在理货。
那天李寡妇打了七分钟，挂了电话以后问我多少钱。我说一块。她从贴身的兜里掏出个手绢包，一层一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毛两毛的毛票，凑了整整一块钱，递给我的时候手还在抖。
“满仓，这电话好，”她说，“以后我每个月给狗剩打一回，让他知道家里还有人惦记他。”
我把钱收下，没吭声。
后来打电话的人越来越多。
张老三的女儿在县城念高中，每个月打电话回来要生活费。
刘瘸子的儿子在矿上，隔三差五打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。
还有赵家媳妇，她男人在上海工地，一年回来一趟，这媳妇儿又是个粘人的，就靠电话来解相思之苦。
一块钱一次，愿意打就打，不愿意打就写信，不强求。
我算过账，平均一天能接七八个电话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刨掉给邮电局交的长途费、月租费，一个月能挣个百八十块。这钱不算多，但够我买两条烟，打几壶酒，日子过得去。
有时候晚上关了店门，我就坐在柜台后面，看着那台红色的电话机。月光从窗户照进